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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8.9万个，基金会354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5.5万个。

(二)更具整体性：作为行政职权运作形态及过程的行政方式 所谓整体性(Holism)意指能够全面反映对象的整体特征或者全部属性。(2)非行政行为取得与行政行为同等的学术地位，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核心对象。

(16)江国华：《论行政过程中的合理性推定法则——以广东乌坎事件为引线》，《法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17页。同样，在此背景下，美国行政法学界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和改变，如替代性行政观念的出现、替代性责任机制的形成、正当性评价的提出等。(2)大量依据软法而为的非行政行为，具有职权行为的一般属性，也就具有侵权的高度盖然性。公共行政的变迁，也激发出更多的非正式行政活动。但是，无论是狭义型，还是广义型，抑或第三种思路，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行政行为并非单纯的学术概念，而系法律用语。

二则所谓归缚本意，即针对学界对舶来的行政主体理论的误解，有学者提出有必要正本清源，用行政主体理论本初的意思来矫正这种误解。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15年第20154期。[19]许育典：《文化宪法与文化国》，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他认为：只有在一个接受多元文化的社会，人的自我开展与决定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公共生活的历史起点是作为市民的个人，而对于公共生活的理论建构来说，也是从独立平等的个人出发的。(一)人的尊严是我国宪法的最高原则 人的尊严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26]，是现代人权保障的哲学立场、价值基础或逻辑起点，是宪法的基础性价值原理之一。(二)多元的文化选择空间 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的角度看，文化发展不仅使个人拥有了自我选择的可能，也塑造了个人发展的基本的人文环境。

我国宪法第三章通过对国家机关性质的界定和职权的配置，实现了国家机关权力运行的法治化。(二)提供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民主化解决机制 社会冲突的司法解决具有事后救济的特征，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首先会经历民主的制度化解决机制并主要被这一机制所化解。

审慎的制度变革是法治的要求，也是宪法对未来发展所应该提供的制度保障。现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颁布实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化的结果。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直接规定法治是国家权力运行的精神或原则，法治精神是融入在对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确认，对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有关规定，对国家机关职权的法律限定等内容中。近年来，宪法学者还在呼吁认真对待宪法文本，认为在法治国家建设中，人们表面上都承认宪法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宪法文本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尊重和轻视宪法文本似乎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与倾向[1]，强调中国改革到了‘摸着宪法过河的阶段[2]了。

[8]我国宪法为公民的民主参与提供了根本法的规范依据。这启发我们对于宪法的重要性可以从多个维度出发加以探讨。后代人利益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20世纪上半叶中国灾难深重，政权数度更迭，却是中国宪法制定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民主革命最激烈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时期。

民主是相对于专制的巨大胜利。五、后代人利益的维度 宪法的价值立场和制度设计在事实上具有长久的溢出效应，影响着未来社会的发展走向。

(一)和谐发展的文明观 宪法在建构国家权力的结构、确认公民基本权利的时候，是具有明确的未来指向的。宪法是主权者意志的集中体现。

参与民主理论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的直接的、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的民主，从政策议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都应该有公民的参与。如《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8]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法学》，2014年4期。宪法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决定》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贯彻了宪法的上述精神。[12]王晨光：《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1期。

公共生活领域是一个体现自由、公意、法律、秩序相结合的道德共同体。不同的维度展现宪法价值的不同方面，既紧密相连又无优劣先后之分。

以社会保障和文化发展为例，宪法第14条规定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从立宪技术的角度看，宪法文本的原则性和概括性为宪法解释本身提供了较大的想象空间，也为宪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留下了较大的解释余地，从而能够适应后代人利益的发展需求。

现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颁布实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化的结果。而这种事物的创造者即使再有才华，也无法完全预见到它的走向。

政府治理与适度的社会自治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国台湾学者许育典在《文化宪法与文化国》一书中以人的自我实现为原点，论述了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二)审慎的制度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成为中国的时代主题。[15]任喜荣：《宪法基本文化政策条款的规范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2期。

[25]172宪法是对一个国家的人权观念、人权体系、人权的制度保障机制的最完整的法律体现。[4]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考虑到我国历史上漫长的人治传统，对法治原则的具体规定有利于明确国家的法治发展方向。离开了人的权利和自由来讨论民主政治，就缺少衡量是非的标准。

《决定》中对公民的民主参与问题的规定，是对宪法相关内容的具体化和细节化。[21]《民政部发布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406/20140600654488.shtml，2014年6月17日。

审慎的制度变革可以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2]韩大元：《中国改革到了摸着宪法过河的阶段》，《当代社科视野》，2013年11期。对此有学者指出：不论是历史流传下来的人治传统、计划经济形成的威权统治，还是现实利益集团的阻碍和社会对强势政府的需要，抑或是一党执政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都会导致公权力超越法律之上从而破坏法治。而对于权力的制约不应当停留在理论论述上，而且要做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

宪法在使用文明这个概念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明在不同领域的存在形态，因而将文明具体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24]吴育林：《公共生活及其主体性品质》，《江海学刊》，2006年6期。

在明确了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地位的同时，也明确了对各类社会主体特别是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权力进行控制或制约的立场。宪法可以为公共生活的发展，特别是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的和制度的规范基础。

[23]李海平：《作为宪法权利的团体自治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6期。第4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